【原创】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问题

摘要: 袁富华 张平 陆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立足于国际比较分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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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富华    张平    陆明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立足于国际比较分析,本文结论如下:(1)追赶成功的国家,随着工业化过程推进和人均GDP提高,经济会发生由低层次人力资本向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2) 高层次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存在跃迁现象,一般在较短的时期里完成第三级教育普及且与高生产率循环累积;(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临界现象,经济被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且导致效率提升速度放慢;(4)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二级人力资本“壅塞”且质量有待提高,第三级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根据人力资本深化规律,现阶段人力资本的培育决定了未来一、二十年内经济转型能否成功。为降低转型迟滞的隐含风险,中国应经济积极探寻高层次人力资本升级路径。

          关键词: 增长    人力资本结构     效率

           JEL:   J24

 

        经济追赶的本质是人力资本追赶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大规模工业化推动了一国初级人力资本(小学教育)、第二级人力资本(中等教育)和第三级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本文分析揭示的规律是:人力资本深化轨迹包括两个层面,即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增长的“S型”曲线与逐级饱和,以及人力资本分布变化的“倒U型”趋势与逐级替换。


        经济追赶型国家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化,呈现出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模式,特征是高等教育比重大,第二级人力资本向第三级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较为迅速,且各层次教育质量的提高与数量的普及同步。第二种是中国模式,特征是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处于第二级人力资本的主导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资本分布的绝大部分比重。第三种模式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特征是初级教育劳动力的比重较大,中等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过低。由之,本文分析揭示的问题是:(1)追赶成功的国家,大学教育年限的迅速提高和普及,一般都是在15年时间里快速完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过程中存在“跃迁现象”;人力资本跃迁是为推动未来15年的产业结构快速升级,避免转型迟滞的潜在风险。(2)在发展中国家初级教育和第二级教育比重相继发生的“倒U型”趋势变化过程中,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拐点迟迟不能出现,经济被大量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无法实现向第三级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路径跃迁。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临界现象和“壅塞”问题突出。


        一国经济是被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还是被高层次人力资本主导,其增长绩效有着显著不同。从作用于经济效率改善的效果看,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结构有着不同的外部性,梯度较高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高效率之间存在因果累积。鉴于中国人力资本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可持续增长要求,寻求适当的人力资本深化路径是重要的政策目标。


一、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经济追赶过程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深化过程,该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是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二是高层次文化水平劳动力在总体劳动力中的比重提高。立足于长期增长过程中初级教育、第二级教育和第三级教育的结构变化状况,我们对人力资本深化轨迹给出如下描述:


      (1)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增长的“S型”曲线与逐级饱和。这种情景下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轨迹是: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劳动力初级教育年限逐步提高并达到小学6年的饱和点,以此为基础,第二级教育发展加速,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并达到中学6年的饱和点。其后,以较高人均收入为支撑,劳动力的大学教育年限增加并向饱和点逼近。(2)人力资本分布变化的“倒U型”趋势与逐级替换。初级、第二级、第三级教育在劳动力中的分布,长期里呈现出如下情景: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初级人力资本在总体劳动力中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初级人力本比重的下降被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的上升替换,而且,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先升后降;同时,第三级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上升,直至高层次人力资本广泛分布于经济社会之中。本部分着重于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深化过程的分析。

 

         (一) 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增长的“S型”曲线与逐级饱和 

      

        初级教育年限的“S型”曲线,以及相应劳动力文化程度向初级教育最高年限的饱和,普遍发生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第二级教育年限“S型”曲线向最高教育年限的饱和,发生在日本、韩国等追赶成功的国家;拉美、东南亚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第二级人力资本正处于迫近“S型”曲线饱和点的进程中。


        1.数据说明[1]


        以图1(a)为例刻画和分析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第一,图示中从左到右顺次显示的国家和地区为——Ⅰ.拉美6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Ⅱ.东南亚4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Ⅲ.中国;Ⅳ.日本;Ⅴ.韩国。第二,每个国家或地区20-34岁、35-49岁、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由图中从上到下顺次显示的三根曲线表示。第三,对应于每个年龄组的每一根曲线,由9个时间点构成,即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每个时间点对应一个教育年限数据。第四,从上到下顺次显示的三根曲线蕴含着人力资本更新或替代的经济含义是:由于我们使用的是间隔15年的年龄分组,因此,下面一根曲线是相邻上面一根曲线的更新,滞后期是15年。20-34岁年龄组人力资本在某一时点的表现,可以大体视为15年后35-49岁年龄组人力资本趋势,因此本文的这种图示方法具有15年的外推预测效力。类似地,以35-49岁年龄组、50-64岁年龄组为基准,可以逆推15年或30年之前的人力资本状况。



[1]截止目前,EDStats数据库中Barro-Lee中国数据估算序列,是基于中国1982、1990、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Barro and  Lee ,2010),中等教育的口径包括初中、高中、中专,大学教育口径为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2005、2010年的分年组教育数据估算序列,采用年龄移算方法外推得到。2005年以来的中国年鉴教育口径发生了变化,中等教育口径包括初中和高中,大学教育口径为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Barro-LEE发布的BL2013_MF_V1.3(Barro-Lee.com),运用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对中国数据进行了更新,本文图表数据系根据EDStats数据库和BL2013_MF_V1.3计算。


  2. 人力资本追赶和初级、第二级教育年限的饱和


        图1(a)和图1(b)显示了1970-2010年间各个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的追赶,以及初级、第二级教育梯度的建立过程。作为两层次教育年限逐级饱和的典型,首先看看日本的情景。上世纪90年代,日本20-34岁、35-49岁、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的初级教育年限均达到6年。实际上,早在1970年,日本50-64岁劳动力的小学教育年限就达到5年,如果向前逆推15-30年——即在1950年代左右,日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初级教育基础,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WorldBank,1993)。相对于其他工业化追赶国家而言,日本具有较好的第二级教育基础,1970年20-34岁、35-49岁年龄组劳动力中等教育程度平均为3.4年、1.5年,2000年以来两个年龄组均发生向第二级教育高限的饱和。与日本情景类似,韩国20-34岁、35-49岁年龄组的中学平均教育年限也达到了6年。


        1970年,拉美6国20-34岁、35-49岁、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的初级教育年限分别为3.2年、2.8年、2.5年,其中, 20-34岁、35-4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向本层次最高教育年限饱和。东南亚4国小学教育水平的初始条件和深化路径与拉美国家类似,居于最上面的两条曲线也是在2010年开始向小学6年饱和。尽管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表现出了较快的人力资本追赶势头,但在第二级教育梯度的构建上,它们与日本、韩国的差距开始显现:如2010年拉美、东南亚国家前两个年龄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在3-4年之间,而日本、韩国基本达到了6年的水平。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在所观察的样本期中,每隔10年,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人均初级教育年限提高约0.7年,而韩国初级教育年限提高约1年;每隔10年,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人均第二级教育年限提高约0.7年,而韩国、日本二级教育年限可以提高约1年。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在经济追赶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别。  


       3.中国的初级、第二级人力资本变化趋势


      总体上看,中国初级人力资本的初始条件和深化路径与拉美、东南亚等国家相似。2010年35-49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接近于6年,50-64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也达到5年。但是, 20-34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初级教育年限在2000-2010年却发生下降——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分别为5.4年、5.3年、5.1年、4.9年,通过年龄组逆推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与15年前15-19岁初级教育的萎缩有关[1]。第二级人力资本方面:2000年以来,中国第二级教育年限的增长幅度比拉美、东南亚快,20-34岁年龄组劳动力的中学教育平均年限在2010年达到5年的水平。


     (二)人力资本分布变化的“倒U型”趋势与逐级替换    

 

       人力资本分布的含义是,在(各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中,受过初级、第二级和第三级教育的劳动力所占比重。如图2(a)和图2(b)所示,2010年,中国20-34岁年龄组里,受初级教育劳动力的比重为11%,受中等教育劳动力的比重为73%,加上(图中未列出的)大学教育劳动力比重15%和未受过教育劳动力比重1%,总计为100%。


       图2(a)依次显示了拉美6国、东南亚4国、中国、日本和韩国20-34岁、35-49岁、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初级人力资本比重的变化趋势;图2(b)依次显示了上述国家和地区20-34岁、35-49岁、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的变化趋势,基本事实是:      初级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普遍发生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第二级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发生在日本、韩国等追赶成功的国家;拉美、东南亚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现阶段正处于“倒U型”趋势的上升阶段,向下的弯拐没有发生。


       就经济追赶成功的韩国、日本而言,人力资本深化的上述趋势,具体表现为较高层次的人力本对较低层次人力资本的替换,进而演化为较高层次人力资本主导经济增长的局面。以日本为例,在1970-2010年间,该国20-34岁、35-49岁两个年组初级人力资本的比重分别从35%、59%降至3%、6%;两个年龄组的第二级、第三级人力本比重合计都在90%以上。同时,当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达到较高水平时候,也发生第三级人力资本对第二级人力资本的替换。相对于日本和韩国,拉美、东南亚和中国的人力资本分布,只是表现出第二级人力资本对初级人力资本的替换,更高级的人力资本梯度升级不太显著。



[1]图1(a)2000年以来中国20-34岁年龄组小学平均教育年限的下降,起因于1980年代-1990年代早期中国小学教育质量问题,根据Barro and Lee(1993)和Fredriksen(1991)的研究,该时期中国小学教育的较高辍学率,可能是平均教育年限的下降诱因。2000年以来中国小学教育质量问题的分析,参见(桂萍,2013)。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15岁以上劳动力年均中等教育年限的持续提高。最近十多年里,中国(15岁以上年龄组)劳动力小学文化程度比重迅速缩小,中等人力资本比重迅速上升,因此本文将把分析重心集中于中等和高等人力资本问题。



二、人力资本结构变化过程中的跃迁现象与临界现象

 

      (一)人力资本结构的三种演化模式


       基于样本国家人力资深化状况,在所考察的样本期中,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化呈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模式,特征是高等教育比重大,第二级人力资本向第三级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较为迅速,且各层次教育质量的提高与数量的普及同步。第二种是中国模式,特征是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处于第二级人力资本的主导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资本分布的绝大部分比重。第三种模式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特征是初级教育劳动力的比重较大,中等教育的比重过低。马来西亚接近中国模式,泰国、印尼、菲律宾三国接近于拉美模式。


       日本和韩国劳动力的初级、第二级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达到了较为充分的饱和,继初级人力资本比重发生“倒U型”趋势变化后,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也发生了“倒U型”变化趋势,现阶段正处于第三级人力资本的快速深化进程中,在高等教育年限提高和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呈现出跃迁现象。相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拉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第二级人力资本追赶时期开始出现问题,中等教育数量扩张先于质量提升(Hofman,2000),并导致中低层次人力资本过度膨胀;同时,这些国家的高层次教育升级也遇到了严重阻滞,似乎面临着难以跨越的门槛。

 

       (二)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跃迁现象


       日本、韩国人力资本演化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初、中、高三个层级教育梯度升级的连续性,尤其是在第三级教育的年限提升和普及方面,更是呈现出了短期“跃迁”现象。就像图3(a)和图3(b)显示的那样,具体表现为:


      1.第三级人力资本升级的15年跃迁现象[1]     


       经济追赶成功的国家,一般都是用15年时间快速完成大学教育年限的迅速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以直接预示着未来15年人力资本高级化的20-34岁年龄组为例,劳动力大学教育年限的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在韩国用了15年时间,在日本用了15年时间。具体为:(1)1985-2000年,韩国20-34岁年龄组大学教育年限从0.6年提高至1.1年,该年龄组劳动力高等教育者比重从21%提高到52%;(2)作为较早追赶成功的国家,日本在1975-1990年间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20-34岁年龄组第三级教育年限从0.7年提高至1.4年,劳动力高等教育者比重从21%提高到44%。


      2.  15年跃迁现象中蕴含的人力资本升级规律


       20-34岁年龄组大学教育年限及大学教育劳动力比重状况,基本预示了15年后35-49年龄组、以及30年后50-64岁年龄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升级状况。从分年龄组第三级人力资本的升级角度来看,15年之前做的事情,为15年之后的结果准备了基础,人力资本梯度高级化就发生于这种15年跃迁的排浪式推动中。


      3.  15年跃迁现象是为滞后15年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教育储备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追赶成功国家高等教育跃迁的起点,都是发生在产业升级见成效的15年之前,即先有15年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储备,后有产业效率的持续提高和创新机制的形成。韩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韩国在廉价技能劳动力方面也丧失了比较优势,亟需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1980年代中期以后对高级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视,无疑成为新世纪以来韩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


       与拉美、东南亚和中国第三级人力资本深化状况相比,日本、韩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跃迁现象更加显著。如图3(a)和图3(b)所示,日本、韩国高等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劳动力比重曲线,比其他三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陡峭很多,这种情况在图1(a)、(b)和图2(a)、(b)没有出现过。以劳动力平均高等教育年限为例,拉美6国20-34岁、35-49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大学平均教育年限,在40年里分别提高了0.41年和0.40年;东南亚4国分别提高了0.60年和0.33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分别提高了1.7年、1.5年;韩国分别提高了 1.6年、0.9年。这种差距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在于,如果拉美、东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按照既往路径进行深化,那么,至少还需要另一个40年的时间才可能赶上日本和韩国。


        与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不同的是,第三级人力资本梯度的打造,需要更大的成本和政策推动。少数追赶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其高等教育的普及,无不是建立在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创新环境、较高的人均收入、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政府强力支持的基础上。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第三级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15年跃迁现象,无疑是一道“15年门槛”,一旦突破就拥有了“人力资本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可持续性”的良性经济循环,突破不了将会面临增长不稳定和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



[1]高等教育15年跃迁现象,是基于日本和韩国经验,可以宽泛一些表述为较短时期里完成高级人力资本升级。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与高级人力资本积累关联密切,快速的人力资本梯度高级化有利于缓冲经济转型迟滞的潜在风险。

 


(三)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高级化的临界现象和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问题

 

         1.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临界现象


      为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将长期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深化的临界现象定义为:初级教育和第二级教育相继发生的“倒U型”趋势变化过程中,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拐点迟迟不能出现,经济被大量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无法实现向第三级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路径跃迁。临界现象的克服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质的变化一般不会自动发生,它以前瞻性的产业结构目标为前提,并推动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


        从完整的初级、第二级和第三级人力资本梯度升级路径看,第二级人力资本池子实际上发挥了疏导和缓冲的作用:一方面,初级教育普及之后,第二级教育的发展促使中等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比重上升;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会降低中等教育劳动者比重。作为联系初级和第三级教育的中间环节,第二级教育发挥着人力资本持续升级的疏导缓冲及结构整合作用。因此,合理的假设是,一旦第三级人力资本的跃迁出现困难,高层次人力资本普及的路径被阻断,那么,中低层次力资本就会过度膨胀,经济被大量初级和二级人力资本“壅塞”,迟滞经济创新机制的形成。


       为简洁起见,表1列出了各国各地区初级、第二级和第三级教育在主要储蓄者(即,35-5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中的分布,这个指标基本代表了总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现状。以日本、韩国作为比较基准,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升级过程中跨越临界现象前后的情景——第二级文化程度的主要储蓄者比重的“倒U型”趋势拐点,大致发生在50%-60%的水平上,此时,伴随着初级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的快速下降和高等教育比重的快速上升。运用这把便利的尺子,我们能够对人力资本结构演化的中国模式和拉美模式给出区分。


        2. 壅塞:拉美人力资本结构演化模式


        拉美国家仍处于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阶段,人力资本结构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亦即,初级教育劳动者比重过高,2010年为41%,高出中国13个百分点,高出日本、韩国30%以上;拉美国家高等教育劳动者比重在发展中国家显得稍高,但是远低于日本韩国的水平;中等教育劳动者比重过低,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利于中等教育发展。总体来看,拉美国家表现出初中级人力资本主导经济增长的局面,尤其表现出初级教育的壅塞。


        3.壅塞:中国人力资本结构演化模式


        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二级人力资本的“壅塞问题”值得关注。1970-2010年间,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引致了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2000年以来,尽管初级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显著降低,但是却伴随着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的持续快速上升。2010年,主要储蓄者中的初级、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合计为95%,其中第二级人力资本比重达到63%(20-34岁、35-49岁这两个年龄组第二级人力资本的比重分别为73%和65%,而日本分别为28%和45%,韩国为19%和55%)。无论以日本、韩国人力资本结构为比较基准,还是与拉美、东南亚国家作比较,中国均表现出显著的“第二级人力资本壅塞”问题——或者,通往第三级人力资本梯度的路径似乎完全被阻断了。



三、人力资本结构的外部性及因果累积

   

     (一)人力资本结构的外部性


        一国经济是被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还是被高层次人力资本主导,其增长绩效有着显著不同,即从施于经济效率改善的效果看,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结构有着不同的外部性,梯度较高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高效率之间存在因果累积。


       1. TFP水平的差距与人力资本梯度的高低相关


       表2提供了以美国TFP绝对量水平为基准的国际比较[1]。作为当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197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大学教育的普及,2010年美国主要储蓄者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重超过60%。美国雄厚的人力资本储备,是其技术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表2的数据比较,直接显示了拉美、中国、韩国三种人力资本模式的外部性:第一,作为经济追赶成功的国家,韩国人力资本的快速升级,导致其TFP水平快速提升,与美国差距显著缩小;第二,作为初级教育比重较大、且中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地区,拉美地区TFP水平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显示了人力资本结构低端化对于技术追赶能力的抑制;第三,与美国的对比表明,以中等教育为主导的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第二级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较小,TFP水平提高缓慢。



[1]TFP绝对量水平的国际比较,是研究国家间TFP水平的差距,与TFP增长率的国际比较不同。详细的解释与分析参见郑海涛、任若恩、柏满迎(2009)。

 


 2. 高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高效率的因果累积    

    

       关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因果累积之间的联系,Ranis(1981)进行过系统分析,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中,效率导向的工业发展得益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高人力资本水平与高产业效率之间存在因果累积。

     

        表3列示了韩国35-54岁主要储蓄者中第三级人力资本升级的过程,及其对日本的效率追赶成果。19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对第三级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在15年之后见到成效。2000年,韩国主要储蓄者的大学教育年限达到0.88年,接近日本1.08年的水平,2010年超过1年。值得注意的是,该国主要储蓄者大学教育普及率的提升速度,由1990年代的不足20%,提升至目前40%的水平。与之对应的是,韩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年逼近日本工业劳动生产率,2010年超过日本;同时,韩国现代部门综合劳动生产率(即劳动力比重加权的工业和服务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与日本的差距不断缩小。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效率追赶,通常需要在第三级人力资本积累中付出更大努力。如,1980年代中期,韩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日本的1/4,现代部门综合劳动生产率只有日本的1/3,在其后的追赶中,韩国对于年轻劳动力大学教育的提升力度也相对更大,在1985-2010年的25年里,20-34岁年龄组大学教育年限从0.6年跃升至1.9年、普及率从21%提升至80%。



 (二)人均GDP与人力资本的因果累积  

   

        1.高收入水平是人力资本跃迁现象发生的基础


        图4描述了高收入促进第三级人力资本提升的趋势。实际上,高收入水平对于第三级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非常直接,即以高收入作为强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的基础,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大学教育的普及。大学教育年限的提高和普及,在韩国用了15年时间,在新加坡用了15年时间:1985-2000年,韩国人均GDP从5800美元提高至14000美元,20-34岁年龄组第三级教育年限从0.6年提高至1.1年,该年龄组高等教育普及率达到52%,2010年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20-34岁年龄组第三级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至1.9、普及率达到80%。作为较早追赶成功的国家,日本在1975-1995年间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20-34岁年龄组第三级教育年限从0.7年提高至1.4年。日本和韩国均是传统上重视教育、且政府和社会对教育大力支持的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国家如智利、墨西哥2010年人均GDP为8600美元、7800美元,在经济基础上初步具备了向第三级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条件,但是近年来其大学教育普及率徘徊在20%左右,加之政府作用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弱化,很难产生像日本、韩国那样的人力资本跃迁动力。


       2.因果累积


       人力资本积累既是较高人均收入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条件,两者之间的因果累积可以从日本的成功追赶中得到印证。把1980年35-49岁年龄组的受教育程度回溯15年,可以大致了解19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教育状况,其20-34岁年轻劳动力中,第二级教育普及程度约为45%,中国在1980年代达到了这个水平,而拉美国家2000年才达到;1960年代中期日本20-34岁年轻劳动力的大学平均年限约为0.4年,拉美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而中国在2010年才达到这个高等教育水平。


       上述15-19岁、20-34岁这两组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也为我们观察未来15年的人力资本态势提供了基准。外推15年——即在2025年左右,日本、韩国等追赶成功的国家顺利迈入进入第三级人力资本主导的增长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在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壅塞”中苦苦支撑,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也因此会不断拉大。



四、结论


        中国过去30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得益于政府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资源开发上的大力推动。随着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接近尾声,中国人力资本的第一次开发阶段也相应结束。同时,随着国际低端产业链向其他追赶国家的延伸和转移,中国原有低成本工业化优势逐步消失,初级和第二级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动力也日趋枯竭。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环节,是继续推进复杂进口替代和复杂出口替代的工业化进程,要求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因此,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具有战略意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7、2014)。由于后发国家在知识储备和知识创造方面的滞后性,在建立更高层次人力资本梯度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必不可少。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为了避免转型迟滞的经济社会风险,转型时期不能拖得太长。成功的追赶经验是,从对第三级人力资本大力培育,到运用这些人力资本完成产业升级,周期一般是15年,这恰恰对应了20-3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接受高等教育后成为35-49岁青壮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发展规律。而且,在这个较短周期里,必须要有持续强大的力量,推动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深化和广化。对于面临转型的中国来说,政府的关键作用体现在推动高层次人力资本体系的建立上,以实现效率和结构升级的第二次大推动。     


        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经成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阻碍,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对人力资本深化的抑制,形成对产业结构梯度升级的阻隔,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认真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江时学,1996)。占劳动力绝大比例的劳动力阶层的收入上不去,就谈不上第三级教育的深化,甚至作为第三级教育跃迁替代路径的工人职级晋升和终身教育,也不能快速实现。为此,扭转依赖低层次、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观念,探索有利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方式,关系到未来一二十年的转型成败。      

 

参考文献:

桂萍,2013:《论撤点并校政策与农村儿童辍学率的回升》,《法制博览》第6期。

江时学,1996:《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郑海涛、任若恩、柏满迎,2009:《中国与日本分行业TFP水平的国际比较:1995-2006》,《统计研究》第7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7:《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经济研究》第10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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